在蒋继续治疗的日子里，我虽然仍坚持上班劳动，但连儿总算没有闹大病。我们全家唯一的愿望，就是期盼蒋能尽快康复。那时副食品供应十分匮乏，鸡蛋凭本（副食配给凭证）每月每户才两斤，牛奶只供应婴儿。自从连儿出生后我一直无钱订牛奶，为保证蒋的营养，我咬牙去订了一份。平时市场上根本见不到鸡鸭、鱼虾之类的家禽和水产，要到过年的时候才有少量供应，像鸡这样的稀罕物每户也只是过春节时才凭副食本供应一至两只。一天，一位古道热肠的老大姐跑来告诉我，每天清晨5、6点钟的时候在海淀镇菜市场门口有从外地来卖鸡的，但要早去才能排上队。得到这个好消息，我第二天天不亮就穿上一件老山羊皮大衣赶到了菜市场，排了两个钟头的队居然让我买到了一只；但也仅此一次而已。平时我们家水果是不进门的，要是亲戚、朋友送来一些苹果、梨什么的，都当作宝贝。但为了蒋，我也破例在学校食堂门口买了10斤每斤两角五分的处理国光苹果，小心翼翼地存放在纸箱里，作为对蒋的一种“特供”（在那个年代，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按规定都有特殊的供给，简称为“特供”）。
半年多过去了，蒋基本上恢复了元气。1973年6月，也就是连儿一周岁的时候，人民大学奉中央命令停办解散，全校教职员工按系、所分配至北京其他高校；这总算是个喜讯。经我们要求，我和蒋被分到了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在我们离开教职7年之后告别体力劳动，又重新走上了讲台，我们的兴奋之情不言而喻。9月份开学的时候，我们投入了紧张的教学。
这时，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蒋主张留下这个孩子。他说再穷，也能养得活孩子，他这人喜欢身边儿女成群。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蒋的母亲却不得不回到无锡老家去了。蒋的弟弟连来两封电报，说他妻子即将分娩，催促他母亲速回乡下。婆婆为我们这个小家担惊受怕、辛苦操劳一年半，全家人都舍不得她走，她也舍不得离开刚开始学步的小孙儿，但她又必须回去。于是，我立即去做了人工流产。按政策，为奖励人流，发给25元营养补助费。我们就拿这笔钱为婆婆买了一张回无锡老家的硬席火车票，余下的钱剪了7尺府绸布，让她带回去做件新布衫。那时节家里实在太穷了，我都没能买一件像样的礼物让她带回去。那天我们全家去车站为她送行时，她拉着小孙儿手忍不住流泪了，一再喃喃地对我说：“我还会来的，我一定来！”果然，两年后，这位勤劳、刚强的老人又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那时尚在“文革”期间，学校里大小事务包括对教员的管理均由军宣队全权包揽，规定教员实行坐班制，白天8小时不能离开办公室。婆婆走了，连儿的照看也就没有了着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把连儿托给了我们所在学校附近的一户工人家庭，蒋每天用自行车带着他早出晚归。交通警察查得紧，他就绕小路；碰到刮风下雨，他就用一块塑料布裹着连儿的身子。有一天父子俩居然在滂沱大雨中回到了家，我一开门都惊愕住了。那是一番何等的景象啊！塑料布挡不了那么大的雨，父子俩全身上下都湿透了，连儿的脸色青白，躲在塑料布底下的两只小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动着。一岁多了，他还不会说话，不会喊妈，见到我高兴极了，但只是对着我傻笑。那副样子真讨人喜欢，但我却直觉得心疼。我决定另想办法。
不久，我终于遇到了一位又能干、又慈祥的老太太。那是我在人大新闻系上学时一位体育老师的婆婆，她平时乐于助人，人们都称呼她“孟奶奶”。人啊！本性毕竟是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居多数。当我向她提出求助时，她一家居然爽快地同意了。这对我和连儿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我赶回家里欣喜地狂吻着连儿的小脸，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蒋也感到十分意外，他难以相信这竟是真的。孟奶奶一家对连儿都十分疼爱，常常做一些小饺子、小馄饨之类给他吃；天凉了，还给他做小棉衣。在孟奶奶家一年多，连儿得到了就当时来说最好的照顾，直到我婆婆再次来京。以后我逢年过节去看望孟奶奶时，她总是操着山西口音对我说：“小连连咋个儿长得这么大咧！”1989年连儿遇难时，这位老人还健在，我总是避着她，没有勇气面对她；不久这位老人也去世了。我至今想起这位孟奶奶，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激。我想她要是知道连儿已先于她离开了人世，还不知有多难过呢！
连儿一天天地长大了。我们好不容易盼到他可以上幼儿园了，却想不到竟遭到了幼儿园的拒绝。那时人民大学已经解散，原来人大院里的幼儿园划归了北京师范大学，我们也就成了外单位的教职工，虽然仍住在原来的大院里，但子女却不能在该院的幼儿园入托。那个年月要办成一件事是那样的艰难。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但单位与单位之间却壁垒森严。为了连儿能够入托，我去求同住在人大院内的原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时任北师大副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老上级赵德芳。赵一听，二话不说，便表示欢迎我到北师大工作。一周内我的人事档案便调进了北师大中文系。与此同时，连儿也进到人大院内的北师大幼儿园小班。我去北师大没多久，就随工农兵学员去远郊平谷农村“开门办学”了——说是办学，实为劳动；劳动之余，就是没完没了的所谓“政治学习”。不少熟人见面问我：“你在师院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调到师大去？”有人更加直截了当：“师大对你也不照顾，一去就下乡劳动，难道在‘五七干校’你还没有劳动够？”为了孩子，我什么苦吃不下呢？！
在郊区农村的一百天，我不能回家，把连儿和大儿子都撂给了蒋。蒋每天早出晚归，傍晚时分靠上小学的大儿子把弟弟从幼儿园接回家里。兄弟俩还要厮守个把小时才能等来父亲回家做饭。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家自然也不例外。常常是清晨蒋上班前把做包子的面粉和好，发在那里；下午大儿子放学后带着弟弟买上2角钱猪肉馅，1角钱的蔬菜，等父亲回来，父子3人就可享用一餐美味包子了。尽管家中离了我，一切也井然有序。尽管如此，我独自在外，总是牵肠挂肚，放心不下；但离家很远，只能狠下心来一天天地熬着。
连儿出生时虽是个8斤2两重的胖婴，但因母亲奶水不足，加之他严重呕吐，造成他抵抗力差，经常会感冒、发高烧、闹扁桃腺炎。他虽是医院的常客，可还是怕打针，每次打针他都要哭喊挣扎。有一天，图书馆的一位老大姐突然上门说：“丁子霖，你还不去看看，你们老蒋在校医院外面把孩子往死里打，这样打要出事的。”我急忙赶过去，原来是连儿不肯进校医院，蒋是个急脾气，嫌浪费他的时间了，一时性急，就狠打起来。男人手重，连儿的小屁股上留下了道道指印。我虽然心疼，但还是没有妥协，依旧把他领进了医院。
从1975年2月至1978年8月，我在北师大中文系工作三年，虽然去到一个陌生的单位，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心情却是舒畅的。在“文革”年代，哪一个单位都是分成两派，北师大在“文革”期间的派系斗争也很激烈；对立派别之间以邻为壑和互相猜疑，常常导致同事之间很难相处。我在人民大学吃够了派系斗争之苦，决心埋头教书，与各个派系保持等距离关系，这使我避免了很多人事上的抵牾和摩擦。
至今快22年过去（我写这篇文章是2000年），我仍怀念那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与当年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的一些同事至今也仍然保持着牢固的友谊。
1976年9月，大学里开学不久，粉碎“四人帮”前夕，我被北师大中文系指派带着一个工农兵学员小组去上海做为期一周至十天的社会调查。那年连儿刚过四岁，他的祖母自从第二次到北京又返乡后更加牵挂这小孙儿，总让乡下亲戚捎信来问长问短，我临离京前突然起意，何不带上他一起回老家，也好见见那从未见过面的祖父。我这提议令连儿兴奋异常，他可以第一次坐火车了。蒋倒不放心起来，担心我旅途上独自照顾不了孩子，因为那时交通不便，到了无锡火车站还要转坐四小时小轮船才能抵达他的老家江阴塘里村。我说：“没事，一路上有好几个学生同行，他们会帮着照顾他的。”连儿也一再允诺不调皮，会听妈妈的话……果然，他在旅途中表现得十分听话，那些叔叔、阿姨也挺喜欢他，他们讲的故事令他入迷，我们不知不觉便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我陪着他在塘里老家住了一夜，次日便赶到上海去与学生们会合了。我本以为家中有祖父母两位老人照看连儿与小他一岁的堂妹不会有问题，所以我在上海放心出差办事。一周后我如期回到乡下老家，蒋的弟弟在轮船码头上没有接到我，我只好独自沿着河边田埂往老家祖屋走去。离屋还有一二百米处，只见有个小男孩向我飞奔过来，定睛一看，正是连儿：他笑得是那样的开心、灿烂！他肯定是听大人说我将到家了，就早早地在房前守候，小眼睛挺尖，是他先认出了我，才用足了全身力气撒腿跑来扑在我的怀里——此情此景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即使到了暮年，我还会时常想起这温馨的一刻。
进了家门，我婆婆便向我抱歉，说自己没有把连儿照看好，连儿的小堂妹阿莲闯了大祸，两个孩子整天价打架，大人拉都拉不开，小阿莲用力气竟把连儿的舌尖咬掉了一小块，流了不少血……婆婆“告状”时，小阿莲吓得躲在屋角不敢出来。我一边安慰婆婆和阿莲这一老一小，告诉她们口腔里的伤口愈合很快，不碍事的；一边抚摸着连儿的小脸问他还疼不疼，他傻笑着直摇头，诚然陶醉在与母亲会面的欢天喜地的愉悦中，自始至终未向我提及“被咬伤”这件事，更未透露出丝毫怨恨之意。这孩子自幼便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宽厚待人、心胸坦荡的性格特征——这是我作为连儿母亲的骄傲。
在我们离开老家返京时，我发现他的祖父对这个调皮活泼的孙儿流露出难舍之情，但这是一位性格内向、善良、忠厚的老人，他是不会开口向我提什么要求的。我试探着问他是否愿意与我们母子俩同去北京住一段时间，大概我这个建议正合其意，他爽快地点头允诺，马上挎了个篮子去屋后菜地里摘了满满一篮子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带上一包衣服随我们上了火车。为了省钱起见，上火车后补了张硬座票，我把那张硬卧票就让给这一老一小挤着睡。次日，我们三人高高兴兴到了北京，给蒋和大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
连儿的爷爷在北京居住了将近两年时间，给全家增添了许多欢乐。老人不善言辞，但极其聪明。他当过江南苏、锡、常（常熟）道教大法师。他能默记、背诵道家的经典，写得一手隽秀的毛笔字，又会指挥、演奏各种江南丝竹和道教乐曲。但他在解放后被取缔“失业”了。连儿出生时他已经进入老年。他来京后，把我们的家务事料理得井井有条，还在门前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开荒种菜，一畦畦黑亮黑亮的油菜着实令人喜爱，不仅我们自己享用，他还慷慨地分送给周围的邻居和系里的同事。一次我去人大副食商店购物，一位卖肉的售货员对我说：“你家老爷子真会过日子，每次来只买2角钱肉，都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一直轮到他看着满意的时候，他才肯要。”这段时间我们家尚未“脱贫”，老人确实精打细算，买2角钱的肉也得挑肥拣瘦一番。
可惜好景不长。老爷子在京住了不到两年，毕竟故土难离，又随着来京出差的亲戚回家乡无锡了。这一去，就与他疼爱的孙子永别了。未及几年，蒋接到“父病危”的电报，他当即手持电报赶到火车站买了一张“站票”，往老家赶。他在车上站了一天一夜，又换乘数小时轮船，到了码头后几乎是奔跑到家。他伏在父亲床头，连声呼喊——此时老人只剩下一口游丝，终于坚持“听”到儿子归来，点了一点头，才闭眼停止呼吸。老人一生淡定、知足，从来与人为善，终于走完了他79岁的人生旅程。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0期 2014年5月2日—5月15日）